2020年10月27日下午2:00-6:00，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2020年度工作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红六楼215室进行。会议就疫情以来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面临的挑战和在国际关系不确定性情况下如何发挥文化交流的作用、发挥研究基地的智库作用以及打造智库研究特色等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讨。会议由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联合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林一教授主持。
文旅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张维国副局长出席会议并讲话。文旅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政研处梁川处长就研究基地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彭锋教授就学院举力支持研究基地工作和基地取得的成果做了充分的肯定，并对支持北大学术建设、支持基地工作的各位嘉宾表示感谢。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刘晨副院长表示学院将进一步支持研究基地开展各项工作。与会资深文化外交专家舒晓、车兆和、王宝义、尹亚利、韩孟堂以及中国对外文化交流集团公司前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宇、现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李金生、中国音乐学院前副院长谢大京教授等出席会议并发言。出席会议的还有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工作人员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校友、博士、硕士研究生等。
林一教授对基地工作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汇报，她说，由文旅部与北京大学共建的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是应国家对外文化战略需求而成立的，今年是五周年纪念，在过去五年中，基地设立了契合国家需要的工作目标，在团队建设、项目研究、打造特色、培养人才等方面成果突出。她同时提出了未来工作需要重点研究的议题，特别是基地要加强应对疫情和国际关系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关注国家重大现实问题，聚焦原创性基础理论研究，凝练方法论和研究方法创新成果，打造智库研究特色，培养对外文化交流事业优秀人才，进一步增强专家互动和研讨活力与效度，凝聚共识，为国家对外文化交流顶层设计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
原驻美国使馆、驻澳大利亚使馆公使衔文化参赞，文化部外联局党委副书记舒晓针对疫情影响下的文化和旅游融合问题，提出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重视疫情对人员流通的海外交流方式的冲击。他认为，在国际交流陷入停滞的情况下，如何改变地理距离的阻隔，创建国际交往新途径，并保持内容和服务的质量，是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考虑的难点。他还提出，客观衡量文化传播效果需要通过构建科学的评估反馈机制完成。
原中国驻希腊、尼泊尔、悉尼、匈牙利、南非、保加利亚等使领馆文化外交官，副局级文化参赞，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希腊研究中心主任尹亚利强调了在新形势下的对外文化交流自我反思的重要性。他说，疫情重塑了世界，带来新的挑战，为了促进民心相通，需要从过去“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转向现在的“中国理念和传统走出去”。需要加强国别研究和地区研究。同时，疫情带来了文化交流手段的新动向，如何将云文化和数字文化做好是目前全新的研究问题。
原中国驻南非使馆文化参赞，驻韩国使馆文化参赞兼驻首尔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驻旧金山总领馆正局级文化领事车兆和认为，危机就是转机，我们需要在保持高度的制度自信的前提下，转变对外文化交流的形式。“一带一路”作为最伟大的文化交流活动，是当前形势下研究对外文化交流的一大抓手，基地要通过分配课题负责人的方式全力以赴扎实课题研究，做实事、出成果，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提出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
原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文化产业协会副会长张宇认为，当下世界两个大势“新冠疫情”和“特朗普现象”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促使我们反思过去的文化交流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加强对未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对策性研究。“成功的时候研究客观条件，失败的时候研究主观条件”，出现问题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扬弃”，通过“精兵战术”，确定研究重点以及研究特色，找到核心问题。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金生分析了疫情和国际对抗对文化企业带来的新挑战。文化产品投入产出比问题、线下艺术和跨国文化交流受阻等问题对文化企业研究带来重要议题。他希望，基地作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大智库，能够在企业发展模式、政策和资金支持、绩效评估、线上艺术模式等方面带来理论性指导，他认为，疫情危机同时也是转机，目前的实践经验证明，疫情给中国线上的艺术交流带来了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中国音乐学院前副院长、谢大京教授对智库的发展提出见解，他认为，基地作为一个智库，不是政策的解释者和宣传者，而应该是对领导机构提供咨询和建议，要坚持对策研究和理论研究并重，他建议基地更好地利用好文化参赞资源，采取一对一方式，一人选一个国家、带学生进行政策研究；同时建立中演公司与基地战略性合作，通过学界和业界的互联互通，在实事求是地基础上为当下艺术文化交流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原中国驻智利、哥伦比亚、巴西和阿根廷使馆文化外交官，文化部外联局美大处处长，副局级文化参赞韩孟堂强调了文化服务战略的需求。他认为，从短期看，基地需要在文化交流的语言、形式和渠道方面提供更多理论性建议；从中期看，要打造内部的资源共享平台，组建一支高质量的国际化团队；长期看，需要重视文化政策的前瞻性和引领性，为国家对外文化交流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此外，针对疫情和文化探讨，他认为需要从根源上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原伊拉克、摩洛哥、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科威特、约旦使馆文化处文化参赞王宝义针对“如何用对方国家人民听得懂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问题表达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要说好中国故事，需要充分了解和尊重对方文化、宗教习惯，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转变过去对外文化宣传的方式。对于课题研究方面，他认为，课题不在大小，而在于是否有用，研究文化交流，需要多搜集案例、找出规律。同时，他强调了语言的力量，认为语言翻译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方面，是讲好中国故事最重要的方面。
文旅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梁川处长就改进和加强对基地的服务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要联系更紧密，希望基地作为恒星更好地将专家们如行星一般围绕在周围，贡献力量；他表示将对基地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汇总，形成未来改进工作的方法，努力创建一个共享资源、联动机制，智力财富的流动平台。第二，研究应该更独立，基地作为智库，不是政策的阐述和宣讲者，而是在独立的角度为大文化领域真正提出独立见解和思考。第三，影响更深远，希望基地发端于学界，创建更多学术资源展开大范围讨论，最终使成果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对业界发展带来指导。
最后，文旅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张维国副局长讲话。他指出，对策性研究重要，但战略性研究更要重视，要在提高交流效率和效能方面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话语体系建设和政策体系建设，加强对形势的研判。在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方面，要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提供相应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政策体系建设方面，要注重系统性、协同性和整体性，加强政策体系化建设，发挥基地作为智库的学术特长，提供目标-战略-方向的建议。要注重研究文化交流评价指标和绩效评估体系。要注重对大众审美情趣、消费习惯和文化习俗的研判、对重点地区和国家的形势研判、对线上交流模式的探究，在形式、内容和技术等方面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提供指导。